（一）少数民族古籍的材质与印刷技术

　　先民创制民族文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记录历史、记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但在古籍制作的过程中，又催生了相应的科学技术，促进了人类文明与进步。

　　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就占了两项。这两项都与书籍的形成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过去介绍纸与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讲的是汉文古籍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汉民族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样为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察合台民族古籍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需要相应的物质做承载物，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居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各民族根据周围的自然环境，就地取材，采用不同的材质作文化的承载物，形成了不同材质、不同形式的古籍。如游牧民族对牲畜皮质的获取，要比纸质容易得多，所以选择皮质作书写材料。又如，居住在深山里的民族，对朱砂的获取比墨汁容易得多，所以选择朱砂作书写材料。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皮质书和朱砂颜料所写的古籍，远比绵纸和墨汁写成的古籍昂贵得多。但以当时当地情况而言，皮质和朱砂作材料其成本相对低一些。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少数民族古籍形式显得更为多样。

　　总体而言，纸质是制作民族古籍材质的主体。常见的民族纸材有：藏纸、和田纸、纳西东巴纸、苗纸、傣纸、壮纸、布依纸等。从现有信息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造纸技艺大多从汉区传入，但通过学习、吸收和改造，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气候以及独特的原料及特殊的制作工艺，制作出的纸材与汉区的纸材有明显的不同。如藏纸制作技艺在唐代随文成公主进藏的工艺人员带入藏区，但其制作方法是已经藏化了的。所用的原料是当地一种带有毒性的植物，简单的作坊及朴实的工艺，生产出的纸更接近自然。藏纸由于原料有毒素，纸质具有防虫蛀的特点，具有长期保存的条件。厚实而带有毒素的藏纸作为古籍材料，比汉区的纸质更具有优越性。其他少数民族的纸也闻名遐迩。如壮族的“壮纸”远销东南亚，新疆的“和田纸”热销中亚，甚至远销西亚。

　　作为古籍用材，傣族的“贝叶经”越来越显示出其优越性，完全符合“环保”和“低碳”的标准。“贝叶经”原材料用的是“贝多罗树”树叶，不像其他纸质制作原料用的是树根或树干、树皮，对环境造成破坏。作为热带雨林植物的“贝多罗树”，具有再生性，割后次年长出的新叶又可再次收割。由于只用树叶，不伤及树根和树干，不造成破坏性的损伤。“贝叶经”虽然用树叶制作而成，但由于材质上刷了一层原生漆汁，也能防虫蛀。由于做了高温技术处理，“贝叶经”同样能防潮。不可否认，纸的出现并用作古籍材质，是人类的伟大发明。用“贝多罗树”叶作古籍材质，同样也是一项伟大发明。当今全球都在探讨“低碳”经济，而早在千年前傣族先民制作“贝叶经”时就为“低碳经济”实践做了有益的尝试。

　　汉文古籍的产生，推动了活字印刷等科学技术的发明。少数民族古籍的发展同样带动了印刷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现存的少数民族古籍不仅有手抄本，同样还有雕版印刷本、泥活字印刷本、木活字印刷本、铜模字印刷本、铅字印刷本、套版印刷本等。

　　当今人类的印刷技术，早已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进入了电子信息技术时代。但在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传统印刷技艺，现存的有些技艺，具有古籍发展史“活化石”的意义。如德格印经院的雕版手工印刷，其过程有一套严肃的宗教仪式、严谨的行业规则、完整的管理制度。在印刷的劳动过程中，两人密切配合，上墨者一边劳作，一边虔诚地念诵佛语。揭纸者，飞快地揭开印好的每一张纸，又飞快地铺上一张纸。两者的协调配合，简单的生产印刷过程，给人以一种劳动美的享受。这种饱含艺术魅力的生产劳动方式，使得古老的印刷技术与古籍制作方式沿用到今天。藏族传统印经祁继先摄影

　　我们知道，宋朝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是古籍发展与进步史上的伟大里程碑。然而，竟没有流传下一部汉文古籍的宋朝印刷品。已知的早期木活字印本，仅有元代刊印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等。1990年秋天，有一牧羊人到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放牧，发现沟内的古塔已经倒塌，便向有关部门作了报告。考古部门对西夏古塔做了发掘。经考证古塔中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是西夏时期的木活字印本。它的出现，把我国的木活字印刷史整整提前了一个世纪。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西夏活字印刷品至少有7种，共数十卷。其中有活泥字印刷品，也有木活字印刷品；有佛教文献，也有世俗文献。西夏的活字印刷品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是活字印刷技术由中华民族发明的最有力的实证。

　　由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历代都推崇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其外来文化又大多属于汉民族文化。从西夏文仿造于汉字，西夏古籍《孟子》、《论语》、《诗经》等文本足以说明西夏王朝推崇儒家文化。从西夏文佛经《慈悲道场忏悔法》译自汉传佛教经书，也说明西夏的外来文化主渠道是汉民族文化。从现存的西夏文古籍所用的纸材和版本形式来看，大多与中原的汉民族用纸相同，说明西夏文古籍与汉文古籍有密切的关系。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西夏文古籍的活字印刷技术，来自于中原，而非党项民族原创。从活字印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引发，在这里讨论活字印刷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问题，无论是汉民族原创或是党项民族首创，都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活字印刷技术由中华民族发明与创造。

　　（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版本

　　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的不同版本，是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具有悠久的历史，从版本方面，可看出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对古籍版本发展做出的伟大探索。如现存的藏文古籍有唐、宋、元、明、清等不同的版本。不同历史时期的古籍通过作者身份、制作时期、文献内容等能探究出每一本古籍的成书年代。即便没有这些标识，通过版本也能考证出每一本古籍的大体成书年代。不仅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有区别，同一时期不同地方的版本也有区别，通过版本同样也能判断出每一本古籍成书于何时代，产生于何地。如清代的藏文《大藏经》，德格版、拉萨版、北京版的用纸有明显的区别，同样是长版木刻印刷，在墨框的粗细上也有明显差异。如北京版的右侧空版上有用汉文标出的页码。

　　每一个民族的古籍都有其独特的形制，通过外在形式，可以辨别出不同民族的古籍。如藏族、蒙古族的古籍由于受佛经的影响多为长条形的梵夹装，其面和底常用两块木板为封，再用细皮绳把内页和夹板捆在一起。傣文古籍和四川凉山彝文古籍版本则呈纵形，彝医古籍李林森摄影虽然都是毛装，但开本与汉文古籍毛装书有明显的不同。滇东南和滇南地区的彝文古籍多用麻布作封面，但在装帧方式上与汉文古籍的布面线装书又有很大的不同。彝文古籍布面只用于封底，收藏时卷起来以底代面。为了防潮，彝文古籍多收藏在火塘边，所以大部分彝书的外部都被烟熏得乌黑，内页纸则枯脆。纳西东巴文古籍虽然是线装书，但大部分开本都比较小，属于小幅长条形，每本古籍的页数也都较少。由于页码少，加上纳西东巴纸像藏纸一样厚实，所以纳西东巴经少有布作封面的精装本。受奏折形制的影响，满文古籍外在形式多为奏折式，充满了浓郁的宫廷文化风格。察合台文古籍多用深加工过的皮革作封面，阿拉伯花纹式的包装，使得察合台文古籍的外在形式充满浓郁的西域文化风格。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外在形式既有民族个性，又有民族共性。由此构成了少数民族古籍版本形式的多样性。共性方面如藏族、蒙古族、傣族都有泥金写本，内容同为佛经，装帧形式同为梵夹装。泥金写本为少数民族古籍版本中的精品。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装帧文化丰富多彩，现存各民族的各种古籍装帧形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现收藏的民族古籍材质也很丰富，有木简、竹简、骨简等最原始的古籍。纸质古籍装帧形式有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等。不同的装帧形式反映了各族人民探索书籍装帧的审美观。

资料来源：《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