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物学又可分为民族动物学和民族植物学，探讨各民族对动物和植物的不同利用方式的认识，是理解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视角。

　　民族植物学研究表明东亚农业植物是由不同地域的先民驯化的：南方有嘉木，东北出人参，桑、茶、橘、水稻、苎麻和人参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植物。

　　粟和黍俗称小米，也是欧亚大陆最古老的谷类作物。中国被公认为粟、黍起源的中心。中国北方主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不断有粟、黍出土，河北磁山文化遗址、内蒙古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粟作遗存尤为重要，是东夷或东北夷最早种植了粟和黍。兴隆沟遗址出土粟粒和黍粒表明8000年前已开始了旱作农业。植物考古学研究表明粟是北方新石器时代主要作物，其次是黍。粟作为东亚本土作物不仅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崇高的精神意义。粟又称稷，社稷是国家的象征。祭祀社稷是东方礼乐文明的特色之一。

　　菽或大豆是五谷之一。大豆又称黄豆，栽培始于东北地区。《逸周书》提到周灭商后山戎向周天子交纳“戎菽”为贡品。《管子·戎篇》载：“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小麦、大麦、蚕豆来自西亚，众多西域民族的祖先作出了贡献。

　　民族动物学研究表明猪、狗、鸡源于夷蛮，马、牛、羊来自戎狄。养猪是东亚定居农业生活的传统，无“豕”不成“家”。在东亚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均有猪骨出土。用猪或猪下颌骨陪葬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亦是财富和政治权威的象征。猪骨和玉器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常见的陪葬物品。中国家猪源于东亚野猪，兴隆洼人猪合葬意味深长。玉猪龙可以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象征。

　　家马的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中国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实际上，中国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养马。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国是马的“葬身之地”；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特别是蒙古草原才是马的天堂。汉武帝时代的汗血宝马、天马、西极马均来自西域，唐太宗“昭陵六骏”亦来自突厥或塞外。西北出土的青铜奔马可以作为中国马文化的标志。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西亚大约在1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亦非常普遍。现在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地区众多民族仍以养羊著称。

　　青铜时代黄牛在东亚大量出现，铜石并用时代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羌人以养羊著名，亦养牛。

　　牛、马、羊不仅是戎狄等游牧民族的衣食之源，而且被引进中原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组成和结构。黄牛引进后牛耕才可能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丰富了中华文化。羌族、蒙古族等畜牧或游牧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有少数民族如鄂温克族特有的驯鹿、藏族牦牛、哈萨克族猎鹰、满族金雕等也是中华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